读书笔记：逃避统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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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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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离开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通过迁移实现了“自我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这个过程被不断重复，由逃难者组成的文化复杂的区域在国家的内地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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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圈地运动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使他们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见、可征税、可估价和可征用的，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
- 国家已经强迫移动的游耕民在固定的村庄中定居下来。他们试图用封闭的公共产权，包括集体农场，特别是自由经济下的个人永久业权，代替开放的土地公共产权。
- 从定义上就可以知道，居住于国家之中意味着赋税、征募、傜役，以及多数情况下被奴役的状态，这种状态构成了国际战略和军事优势dde核心。一旦这些负担变得过于沉重，臣民立即会迁移到边陲地区或其他国家。
- 国家并非建立以后就长久不衰，大量有关国家中心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国家都曾短暂地繁荣，接下来因战争、瘟疫、饥荒或生态崩溃而衰败，国家的历史有兴有衰，不可能一直持续。
- 总的来说，这些无国家的人很难被纳入到雇佣劳动或定居农业这样具有财政清晰性的经济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可以享受贸易的好处，却没有国家臣民的苦差、被统治和被限制流动，“文明”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
- 这些巨量的圈地运动的最后两步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和主要是20世纪的东南亚。在那里，国家与边陲的关系变化非常剧烈，大大超出了我这里所讲述的故事。在最后这个时期，“圈地运动”已经主要不是将人口从无国家的区域转移到国家控制的区域，而是将边陲地区直接进行殖民化，将其变为可以完全控制、财政富裕的地方。
- 所以最关键的变量不是地理高度本身，而是集中的谷物生产的可能。无国家的空间则相反，他们往往位于哪些存在巨大的地理困难，因而国家很难建立和维持其权威的地方。
- 由于赞米亚地处低地国家中心的边缘，从而保持了相对的隔绝，以及隔绝所带来的自主。
- 无论如何，山地并非仅仅是政治抵制的空间，同时也是文化拒绝的区域。
- 那些离开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通过迁移实现了“自我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这个过程被不断重复，由逃难者组成的文化复杂的区域在国家的内地不断延伸。
- 国家是残暴的，但也是短暂的。地理上的迁移是保证自由的基石，也是抵御国家力量的主要方式。
- 没有人口的土壤仅仅是荒野。
- 将这些潜在的权利节点集合成一个政治和军事联盟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一个不大且容易消失的奇迹。将大量此类单元集中在集权统治之下是困难，而且短命的。
- 如果大的政治单元非常不稳定，那么基础单元也就很难长久作为建筑材料。我们要把这些单位看作是不断运动的：消失，分裂，易地，合并，重组。
- 比如在平原地区，一队牛在走完250公里以前就会吃掉他们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粮食。一个古代汉族的谚语大体上反映了类似的逻辑：“千里不贩栗（415公里）”。
- 从税务官的角度看，谷物比其他作物，比如块根作物，有着决定性的优势。首先谷物是生长在地上的，大都在差不多可以预期的同一时间成熟。税务官可以调查生长在地理的谷物，从而预先的计算出可能的产量。特别重要的是，当作物成熟的时候，军队或者税务官到了现场就可以想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比较块根作物来说，谷物是便于国家掌握和征收的。
- 那么难怪东南亚所有前现代国家的核心都位于适合种植水稻的生态区域内。
- 在标准的现代地图上，一公里就是一公里，不论地形或河流的状态什么样，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地图是误导的。
- 重量和体积越小，价值越高的货物越是可以进行远距离贸易。珍贵的货物，如黄金、宝石、珠宝、香木、稀有药材、茶叶、青铜的锣将边陲与中央联系起来。
- 早期的殖民体制在其平定反叛的战役中使用了强制定居、摧毁游耕和集中臣民的手段。现代的全天候道路、铁路、电报和可靠货币发行，允许人口和生产有更大的分散而控制不被削弱。
- 国家空间的人口和农业生态使其更容易受到粮食供应不稳定和疾病的影响。简单地说，没有空闲的土地的单一作物栽培比分散和混合的耕作更缺少环境恢复性.它们更容易受到作物疾病的影响；在作物歉收的时候，它们更缺少环境的缓冲；它们更容易导致专性虫害的增加。人口集中以及相应的牲畜和家禽集中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
- 尽管总是看不起他们的山地邻居，大大小小的谷底国家还是因为强烈的经济依附而被山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占据了不同的农业生态区位，这种互补性强化了他们牢不可破的相互依存。
- 那就是谷地国家更多地依赖山地国家的产品，特别是人力。但是任何一方如果没有与对方的自然贸易，经济上就会陷入贫困。
- 12世纪海南的一份文件清楚的表明了臣属关系与“熟”之间的联系，“熟”可以有多种理解，如果被焦化、驯服或在法语习惯用语中的进化。“那些服从并从属于县或乡政府的人就是‘熟’黎，而那些住在山洞里，不接受我们的惩罚，且不提供劳役的就是生黎。”
- “自我蛮夷化”有许多途径。那些要进行贸易、逃避纳税、逃避法律或者寻找新的土地的中原人口都在不断地进入蛮夷地区。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要学习地方方言、在当地 通婚和寻求蛮夷头人的保护。
- 强大的谷地水稻国家兴起，在人口和军事上凌驾于小国之上，一方面导致了吸收和同化，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排斥和逃避。那些被吸收的社会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尽管他们将自身的文化色彩添加到了代表谷地文化的最终混合体上。那些排斥和逃避的社会则逃向边远内地的庇护所，这些庇护所经常位于高海拔地区。
- 如果后来的族群有比较强的军事视力，他们就会占据谷地的土地，迫使原来的族群向更高地方迁移，这像是齿轮效应。
- 人患的许多致命疾病-天花、流感、肺结核、鼠疫、麻疹和霍乱——都是通过家畜发展的传播疾病。拥挤是致命的。而且拥挤不仅意味着人口集中，同时也意味着家畜和与之相伴的“专性”害虫的集中：家鼠、田鼠、扁虱、蚊子、跳蚤、螨虫等。
- 可能是因为人口拥挤和靠近商路，沿海的人口看起来并不健康，而“高地的人口给人的感觉更健康和强壮。”
- 湿地既可以为国家核心区域提供自然的周边保护，就像在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同样也可以成为反叛者、土匪和水上强盗的庇护所。13世纪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就是描写被罢免和背叛的官员及其为数众多的匪盗追随者在湖荡中的故事。
- 就像维京海盗一样，那些海上吉普赛人是两栖动物，时而是商人，时而是强盗。与维京海盗类似，他们的船也是吃水比校浅，行动迅速的敞仓船，这使他们可以逃到大船无法进入的小河，夜里经常袭击毫无防备的上游居民点。
- 第一，所有山地的人们都希望成为谷地的农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低地人口，只是因为某种外力迫使他们不情愿地到了山上。第二个假设是，他们自然想避免强加给他们的“野蛮”和“落后”的污名。野蛮是他们逃逸的自然结果。
-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中原王朝-儒学国家机器的自我描述中，这些反向叙述是完全不存在的。长城和湖南的抗苗长城被看作官方抵抗野蛮的屏障，但事实上，建筑这些长城知识为了将那些纳税的定居耕作人口稳定地保留在国家权利内。
- 当然这不意味着最分散的形式是最安全的。相反，如果族群小得超过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新的危险和劣势。首先，存在着抵制抢劫，特别是抵制猎奴的需求，这就需要小社区。一块孤立的游耕敌人比一组同时成熟的游耕地更容易受到害虫、鸟和其他野兽的侵害。疾病、意外事故、死亡和食品短缺等风险的集合也同样要求一个最低限的族群规模。
- 从当代和考古资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几乎所有艰苦的环境中，采集比集中定居的社区更健康，也更不容易染病，特别是那些动物传染的疾病。
- 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看，毫无夸张的说，文字很容易丢失。这不仅因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精英是识字的，而且文字的社会价值反过来也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度、僧侣的组织和社会金字塔，在这里，识字是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也是地位的标志。任何威胁到这些制度结构的事情也会威胁文字本身。
- 今天山地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派别都是在汉族扩张中比较早被吸收的，那么可以想象，识字的少数民族更倾向留在原地被同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获得利益。
- 在想山地迁移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经历了碎片化、流动和分散化过程，文字丢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离开低地中心意味着为了迁移而脱离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在这个背景下，文字和文本几乎不再有用，在实践上已经死亡，尽管可能还留在记忆中。
- 没有特权的人不希望保持现有的地位和财富分配，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秩序重组获得利益。毫不奇怪，他们要加被那些承诺建立全新时代的运动和宗教所吸引。
-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区别4个时代：1)无国家的时代(到目前为止最长的时代），2)小国时代，这些小国被巨大和容易进入的无国家边疆所包围，3)国家权力扩张并压缩和围困边疆的时代以及最后，4)整个地球都是“行政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边疆仅仅在传说中存在。
- 引起农民愤怒的一个原因不是殖民地官员，而是文献档案，包拓地契、税务名单、人口记录。官员通过这些东西进行统治。反叛者经常暗中认为，烧毁这些官方的记录本身就是某种解放。在英国国内战争中，由掘地派和平等派为代表的激进一方，认为法律和教士使用的拉丁语是有意故弄玄虛来欺压他们的技术。 光是认识字母就足以引起怀疑。
- 在这种情况下，郝力菲尔•强森对比了三种生存策略。1）狩猎和采集;2)游耕;3)固定农耕。采集完全不怕征收,基本不允许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游耕抵制征收，尽管也可能创造剩余并不时地产生，通常是暂时的、内部的等级制度。定居农业,特别是水稻，是便于征收和抢劫的，它们往往与大规模定居点和持久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
- 低地水稻国家成为文字的中心，不仅因为这是世界宗教的礼拜中心，而且也因为书写是行政管理和国家的关键技术。很难想象没有纳税土地的地籍图、劳役人员的登记名单、收据、保留的记录、皇家的指令、法律条文、特定的协议与合同，以及各种各样的名单，简单地说，也就是没有文字,水稻国家能够存在。
- 文字书写的历史和谱系与口述的历史和谱系同样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口述传统中，有选择的遗忘和记忆更不引人注意和容易。在口述传统中，妨碍创新的阻力更小，而且那些看起来很新奇的想法可以作为传统的声音被流传下去而不用担心矛盾冲突。
- 山地人群也许在政治上不是谷地的下属，但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交换系统，甚至参与了世界性的观念、象征、宇宙观、称号、政治规则、药方和传说的循环传播。正像曾经讨论过的民俗文化一样，山地人群“不断被统合，成为复杂知识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超文化区域的一部分”
- 当然。在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文明景观和人口的理想与国家建设的景观和人口状況是如此地相似,而不适合国家征收的景观和人口状况都被认为是不文明和野蛮的。从这个角度看，用于判断文明与不文明的有效坐标完全就是适合国家征收的农业生态特征。